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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考20載：一份職業(yè)的致命誘惑

●20年三代人：我的國考

●公務員職業(yè)誘惑：戶口、體面、穩(wěn)定、有保障

●中西公務員制度最大區(qū)別：黨管干部

又是一年國考。

11月24日，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2014年度公務員錄用考試公共科目筆試（下稱“國考”），在全國48個城市同時舉行。

今年共有130多個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(yè)單位面向社會公開招考，計劃招錄1.9萬余人。

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本次考試共有152萬人通過招錄機關資格審查，實際參加考試人數(shù)為99萬，參考率約為88.5%，參加考試人數(shù)與錄用計劃數(shù)比例為51∶1.

公務員，在中國一直是為人所羨慕、崇尚的職業(yè)。鐵飯碗背后，是人們對社會地位、收入、安全感的渴求。

1993年中國出臺《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》，公務員制度正式確立。被稱為“中國第一考”的國考，從1994年報名4400人、招錄462人，到2014年報名152萬、計劃招錄近2萬人，短短20年，職位招考規(guī)模增長了近50倍，報名人數(shù)增長則超過300倍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報考熱潮。2014年國考，平均每個崗位有77人競爭。其中，37個招錄職位的報名比例超過1000：1，最熱崗位競爭比達7192：1.

從最初的很多人不相信“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”，到今天的“考公務員只是與考研、出國等并列的選項之一”；從首屆只有29個部門招錄，到今天的全國公務員“凡進必考”；從“成為國家干部的自豪”到戶口、福利的致命誘惑；從鐵飯碗、金飯碗，到“能進能出、能上能下”的退出機制探索……

20年來，日漸升溫的公務員熱背后，是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建立、改革、完善過程。

20年、三代人“我的國考”

1994年：“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？”

國內首次公務員考試，報錄比9：1，面試像“談心會”

1994年1月，人事部機關刊物《中國人事》（現(xiàn)改名為《中國公務員》），出現(xiàn)了一個新欄目“《條例》百問”，開始向全國人事系統(tǒng)介紹新建立的中國公務員制度。

對于“公務員”這一新名詞，“《條例》百問”解釋道，“在范圍上相當于我們過去所說的國家行政機關干部”。

那時，人們剛剛學會了買東西不用糧票，社會上還經常出現(xiàn)什么叫“投機倒把”的大討論，在多數(shù)人眼中，進機關、當干部是當時最好的工作。

1994年7月30日，人事部宣布，將組織中央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錄用首屆招考。

“當時，很多人不相信通過考試就能當干部，因為當時工作是國家分配的。”對于第一屆公務員考試，國家某部委工作人員、當時在北京市郊一家國企上班的李偉（化名）記憶猶新。

1994年8月1日，李偉借了一輛自行車，穿過大半個北京城，跑到人事部設立的公務員考試報名咨詢點打聽情況。“

最關心的問題是，如何參加考試，考過了是否真能進機關“。后來的統(tǒng)計顯示，那幾天，像李偉一樣前來咨詢的有14000人。

“當時進中央機關的主要途徑就是畢業(yè)分配，然而學校分配沒有統(tǒng)一標準，很多人托關系遞條子，我自己沒路子，還以為這輩子都沒機會邁進部委的大門了。”李偉說。

參加第一屆公務員考試的，多數(shù)如李偉一般是“二次就業(yè)”。當年發(fā)布的《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(guī)定》指出，“報考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的需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”。

這一年，公務員考試實錄名額為462人，報名4400人，報錄比約9：1.據(jù)了解，招錄的462個公務員職位，涉及國務院辦公廳、國家計劃委員會、人事部、建設部等29個部門，幾乎全是中央部級機關單位。

首次國考就在當年8月舉辦。考試那天，“一個教室?guī)资畟�人，每個位子之間都被拉開了很大的距離，有點像現(xiàn)在的高考，既激動又緊張。”李偉回憶說。那一年，公務員考試分為行政職業(yè)能力測試和公共基礎知識，考試題目涉及毛澤東思想概論、鄧小平理論、政治經濟學等，還沒有現(xiàn)在令人頭疼的申論“。

統(tǒng)一筆試結束后，各部委還要給通過者組織面試。面對七八個考官的發(fā)問，李偉異常緊張，“那時候各處都實行分配，沒參加過面試，一點經驗都沒有”。李偉說，好在考官問的都是“為什么要報考”、“以前做過什么工作”一類的問題，不像現(xiàn)在的面試那么專業(yè)，有點像“談心會”。

李偉說，被確認錄取的那天，自己感覺難以置信，遠在農村的父親知道后，殺了家里的豬，像娶兒媳婦一樣請全村人吃飯，很有點光宗耀祖的意思。

第一個月，李偉拿到了300多元工資。與企業(yè)相比，公務員工資并不算多，但各方面的條件比企業(yè)要強多了，“連食堂的拉面師傅都是專門從蘭州聘請的”；平時吃飯有食堂，住宿有宿舍，看病公費醫(yī)療，“也不用花自己什么錢，工資能攢下不少”。

最讓李偉看重的，是“有了行政級別，成了國家干部”。入部5年后，李偉被提升為副處長。“中央部委的晉升速度相比基層要快很多”。同一年，李偉分到了一套兩居室，“相比周圍的朋友，感覺很滿足。”李偉說。

2005年：我看中的是“工作穩(wěn)定、有保障”

公務員法出臺，“凡進必考”，報錄比37：1

李偉參加公務員考試10年后，公務員考試從中央部委的敲門磚，演變?yōu)榛鶎尤肼毜臄r路虎。

2005年4月，公務員法正式出臺。“凡進必考”的公務員錄用制度，正式以立法形式被明確下來。法律規(guī)定，中國“錄用擔任主任科員以下及其他相當職務層次的非領導職務公務員，采取公開考試、擇優(yōu)錄取的辦法”。

這一年，國家公務員招錄人數(shù)達到8271人；一年后上升至10282人，首次突破一萬大關。公務員考試已經從最初只涉及中央29個部委、462個職位的小范圍招考，變成國家各級政府機構招錄新人的唯一途徑，一大批街道辦、派出所等最基層的公務員職位進入公務員考試的招考范疇。

隨著公務員考試在各級政府機構中的逐步普及，一些基層政府機構公務員職位由于競爭比例低、報名限制條件少，開始受到關注與熱捧。與此同時，來自于體制外的沖擊，也使公務員考試不再像10年前那么令人激動。2001年，日本通產省在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，中國已成為“世界工廠”。同年，中國加入WTO，跨國公司開始從競爭性領域進入壟斷或準壟斷領域，金融性投資大大增加。公務員已經不是唯一令人羨慕的職業(yè)，西裝筆挺、出入高檔寫字樓、平時炒股、年底分紅的外企白領，成為時代的新寵。

2005年，在一家私企工作的李梅（化名）報名參加了北京市公務員考試。這一年國家公務員報錄比首次突破“30大關”，達到37：1；地方公務員考試同樣也是如火如荼，競爭激烈。“那時，社會上已經在討論公務員考試過熱的問題，但公務員工作穩(wěn)定、工資福利都有保障，還是很有吸引力。”李梅說。

為了盡快通過公務員考試，李梅報了一個培訓班，利用周末的時間上課。“培訓班很多，考試的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都有專業(yè)老師輔導。來上課的，很多是和我一樣在職考試的人，工作了這么多年，再參加考試很不適應”。

最令李梅頭疼的是筆試部分。筆試分為行政職業(yè)能力測驗和申論。行政職業(yè)能力測驗成績達到60分以上、兩科成績達到105分以上，即可獲得《北京市公務員筆試合格證》，在此證有效期內，可與各行政機關通過“雙向選擇”的辦法落實就業(yè)單位。

考得合格證后，李梅報考了北京市一街道辦事處，隨后參加了面試。“當時兒子剛剛兩歲，老公又在外企上班經常出差，想讓我在街道找個工作，雖然掙得不多，但工作穩(wěn)定，又有保障，而且離家近，可以多些時間照顧孩子”。

“工作穩(wěn)定，又有保障”是當時社會對公務員的普遍看法，然而入職后李梅發(fā)現(xiàn)，基層公務員并非如此。“街道像是一個筐，什么工作都能往里裝”，李梅說，一個地區(qū)的派出所、工商所、環(huán)衛(wèi)所、學校、醫(yī)院等等都需要街道來做協(xié)調，例如一旦發(fā)生食品安全事故，街道必須第一時間趕到現(xiàn)場，啟動應急預案，協(xié)調組織各個分屬職能部門。

每天晚上以及周六日，街道都要留人值班，處理突發(fā)事件，“幸好單位照顧女同志，值班多排在周六日的白天，晚上值班一般是男同志負責，要在單位待一個通宵”。除此之外，“十一”、“五一”，越到節(jié)假日越忙。這些年來，多數(shù)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李梅都在外邊檢查煙花爆竹燃放。

40歲時，李梅在單位中升任正科長，成為老資歷的中層干部。提起福利待遇，李梅說，2005年通過公務員考試進入街道工作時，福利分房政策就已經取消，升任科長后，李梅稅后月工資達到5000多元，“雖然工資福利都不是很高，但也有優(yōu)點，收入有保障、工作穩(wěn)定、沒有績效壓力，這一點尤其難得。”李梅說。

2012年：考公務員？考研？出國？……

報錄比72：1 ，“我不一定在這里待一輩子”，最糾結的是工資水平

此后，公務員成為中國社會中的一座“圍城”。每年有百萬人報考，同時也有很多人跳槽。對于很多大學生而言，考公務員只是與考研、出國等并列的選項之一。

2012年暑假剛剛開始，即將進入大四的北京某高校學生劉曉（化名）并沒有回家，一大早，就提著暖壺來到學校圖書館自習室，在靠近窗戶的一張課桌上貼了一張“國考占位”的字條。

劉曉為自己列了一張時間表：11月參加公務員考試，1月研究生考試，3月參加北京市公務員考試，“周圍還有同學要同時參加托福和GRE考試，我怕同時準備太多忙不過來。”劉曉說。

這一年報名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的150萬人中，不乏如劉曉一般腳踏幾只船的考生。“多一個選擇，多一分機會，反正報名也沒什么成本。”劉曉說，當然在復習時間的分配上還是要有側重，“我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國家公務員考試上，覺得考研也是為了找工作，不過周圍也有很多同學有不同想法，認為研究生畢業(yè)或者留學回國后會有更好的機會。”

2012年11月25日，劉曉參加了國家公務員考試（行政職業(yè)能力測驗、申論），“之前練習輔導做得很多，題目答起來還算順手。”劉曉說。2013年1月7日，劉曉在人社部網站上查到了自己的筆試分數(shù)，122分的成績使劉曉順利進入了5：1的面試名單。

兩周后，劉曉來到應聘單位參加專業(yè)科目考試，包括綜合知識與能力測試（筆試）、英語測試（筆試）以及英語口語及聽力測試。“參加專業(yè)科目考試的人很多，分了好幾個教室，我報考的這個職位不要求基層經歷，考場中多數(shù)人都和我年紀差不多。”

通過了專業(yè)科目考試以及隨后的面試，劉曉順利進入國家某部委工作，“在同學們眼中，這是一份不錯的工作，解決戶口、進入政府核心部門、入職后申請還可以提供宿舍，在北京這一高房價的城市，吸引力還是很大的。”劉曉說。

當然并非事事順遂。如今，劉曉入職已將近半年，讓他十分糾結的，是自己的工資水平，“每月5000元左右，上漲的空間也不大，在北京這樣的城市，是很低的工資了，后來聽說一些進投行、外企的同學入職當年年薪就能達到20萬，工作后還會逐年加薪，心里也動過后悔的念頭。”劉曉說。

在劉曉單位附近，兩三個朋友吃一頓飯，看一場電影的消費在500元左右，相當于劉曉工資的十分之一，“幾乎不敢想日后結婚、生子的種種開銷。”劉曉說，入職后聽說單位近年來有一些同事辭職或調動工作，因為嫌工資太低，有的從部委調到下屬的科研院所，有的離開機關到研究機構、大學等處供職，“我的觀念也有所轉變，原來想考上公務員就不會再離開部委，現(xiàn)在發(fā)現(xiàn)這里平臺高，工作能力、社會人脈積累也很快，未來并不一定要在這里待一輩子，關鍵是在年輕時提高個人素質與能力，為日后的發(fā)展打下基礎。”

戶口、體面、穩(wěn)定、有保障……

一份職業(yè)的致命誘惑

公務員熱還將持續(xù)

11月7日，2014年國考報名確認結束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本次國考報名人數(shù)超過152萬，國家民委“民族理論政策研究室一處主任科員及以下”職位，因相對寬松的報考條件，成為今年國考的最熱職位，競爭比例達到7183：1.

自2009年開始，國考報名人數(shù)已連續(xù)6年超過百萬。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白智立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未來幾年，國考仍會維持在一定的熱度范圍內，隨著政府部門不斷提高為社會服務的功能，公務員數(shù)量還將有所上升；與此同時，現(xiàn)在一些地方政府、基層鄉(xiāng)鎮(zhèn)公務員錄用還未納入公務員考試范圍，隨著這部分公務員錄用實行招考，進而繼續(xù)擴大公務員考試招考范圍、增加招考職位，公務員熱還將持續(xù)。

2005年，中國出臺公務員法，“凡進必考”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得到強化，考試職位的增加吸引了大批考生報考，使得當年國考報考人數(shù)從此前一年的18.2萬人迅速上升到31萬。白智立表示，“凡進必考”的制度雖然在1993年《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》中就有體現(xiàn)，但當時公務員考試還是小范圍的招考，錄取職位非常少，此后隨著招考范圍的擴大，公務員熱也逐漸升溫。

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1994年，中國首屆公務員考試招錄人數(shù)僅462余人；2006年，國考招錄人數(shù)首次破萬，達到10282人；

2013年國考招錄人數(shù)上升至20879人。與此同時，國考報考人數(shù)也從20年前的4400人，上升至2013年的150萬人，20年增長了340余倍。

深究公務員熱背后的原因，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副主任林燕玲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公務員工作體面、收入穩(wěn)定、福利有保障，是吸引眾多人報考的主要原因。前不久去基層調研時林燕玲發(fā)現(xiàn)，今年中國各地的就業(yè)形勢已經愈發(fā)嚴峻，鋼鐵企業(yè)大面積虧損、部分代工企業(yè)面臨倒閉，“企業(yè)職工的流動性很大，一個月有時能掙到八千一萬，但辭職后可能三四個月沒有工作，與公務員的穩(wěn)定相比，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壓力都很大。”

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(zhí)行副院長毛壽龍看來，近幾年公務員一直是畢業(yè)生比較優(yōu)選的職業(yè)。尤其是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城市，錄取為公務員后可以解決戶口問題，對畢業(yè)生的吸引力很強。

除此以外，公務員熱與中國高校的就業(yè)制度也有很大關系，毛壽龍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表示，很多高校鼓勵學生報考公務員，搞輔導班、讓學生做模擬題，以提高學校的就業(yè)率，這些就業(yè)輔導，推高了高校畢業(yè)生報考公務員的比例。

在職考生越來越“吃香”

20年公務員考試，最引人關注的焦點，莫過于考試人群的變化。

1994年第一屆公務員考試時，中國大部分高校還在實行就業(yè)分配，敢于自主就業(yè)的人鳳毛麟角。同時，1994年出臺的《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(guī)定》也明確指出，“報考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的需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，國家有特殊規(guī)定的除外”，雖未對市（地）級以下政府部門公務員的報考條件做出限定，但由于第一屆公務員考試招考職位集中在29個中央部門，故參加第一屆國考的考生大多是具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在職人員。

此后，隨著公務員招考范圍的不斷擴大，市（地）級以下政府部門開始實行公務員考試制度，而各省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亦不斷推出自己的“特殊規(guī)定”。白智立表示，中國公務員制度的相關法規(guī)大多制定于1994年前后，此后多年未經修訂，這中間很多地方在公務員招考中搞了一些新試點，比如聘任制等，事實上與最初法律制定時希望貫徹的思想有所相悖。

據(jù)教育培訓機構中公教育統(tǒng)計，2014年國考招錄的11729個職位中，有9145個職位不要求基層工作經歷，占比78%，近年來這一比例始終維持在80%左右。

第一屆公務員招考以來，隨著高校工作分配政策的取消以及公務員報考條件的變化，應屆畢業(yè)生不斷加入國考大軍。中公教育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到2002年參加公務員考試培訓的考生中應屆畢業(yè)生的比例已經達到80%，但是此后，這一比例開始下降，2007年為70%，近兩年應屆生比重進一步下滑到60%.

從社會在職人員到應屆畢業(yè)生，再從應屆畢業(yè)生到社會在職人員，中國公務員考試人群的變化背后存在諸多原因。

林燕玲對記者表示，目前很多人畢業(yè)后初次就業(yè)不理想，希望再次擇業(yè)，使得公務員考試中在職人員的比例逐漸增加。

與此同時，20年來公務員考試命題愈發(fā)注重實操性，使得在職人員在國考中開始越來越“吃香”。初期的筆試考試中，多是毛澤東思想概論、鄧小平理論、政治經濟學等題目，而2000年筆試考試中，第一次在行政職業(yè)能力測驗之外增加了申論，隨后申論從簡單的議論文逐步轉向實用公文考試，如寫通知、報告等等，與公務員實際工作有很大的相關性，對于這一部分考試，在職者往往比應屆生更得心應手。

公務員制度的中國特色

“連續(xù)兩年考核不稱職將被辭退”，2005年公務員法一經推出，一片嘩然。

公務員法中，包括公務員錄用、考核、懲戒、福利保險等一系列新制度，被以法律形式得以確立，這部從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，是建國50多年來中國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性法律，里程碑意義不言而喻。

然而之后數(shù)年，公務員改革的步調開始放緩，“鐵飯碗”變成“金飯碗”，考公務員熱持續(xù)升溫，一個職位近萬人赴考。不可否認，相對于中小企業(yè)員工“蝸居”的生活現(xiàn)狀以及隨時面臨的失業(yè)風險，公務員福利待遇相對較好，對于多數(shù)人而言，依然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。

如何建立“能進能出、能上能下”的公務員制度，當公務員考試進入第三個十年，贊揚與改革的呼聲并存。

中西公務員制度最大區(qū)別之一：黨管干部

國家公務員局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到2012年底，中國公務員總數(shù)已達到708.9萬人。人社部部長、國家公務員局局長尹蔚民日前表示，經過20年的實踐與發(fā)展，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中國特色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。

所謂“中國特色”，官方的解釋是，“一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，二是堅持德才兼?zhèn)�、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，三是堅持考試與考察相結合的選拔方法，四是堅持與時俱進、改革創(chuàng)新，使考錄政策規(guī)定不斷適應形勢發(fā)展需要。”

簡而言之，中國的公務員制度是在1993年之前中國向蘇聯(lián)學習的干部制度基礎上，借鑒了西方的公務員制度，從而形成的“結合體”。

毛壽龍表示，西方的公務員制度是中立于政治的，主要是預防新政黨上臺后，政府隊伍不穩(wěn)，腐敗滋生，所以設立了公務員制度。公務員制度包括獨立的錄用考試、晉升機制、監(jiān)督監(jiān)察、業(yè)績考核等等，而中國區(qū)別于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最大不同之一，就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。

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《中國經濟周刊》介紹說，西方公務員制度大多實行“政務官”與“事務官”相分離的管理機制。所謂政務官，是指政治家，像美國總統(tǒng)、各州州長等都是政務官，其任職原則是通過選舉而產生，隨著選舉失敗而下臺，實行任期制。其主要職能是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，其罷免主要是通過“問責制”實現(xiàn)的，如果任期年限結束，則自謀出路。

所謂事務官，是指“文官”或“官僚”，強調其“職業(yè)”或專業(yè)特點，其任職原則是在符合任職資格的情況下，通過考試而進入公務員隊伍，實行“常任制”，終身雇傭。其主要職能是執(zhí)行公共政策。當然，目前在大多數(shù)國家，公務員也參與或獨立制定公共政策，其辭職或被辭退依據(jù)公務員制度的相關規(guī)定。

相比西方公務員制度，中國并未設立“政務官”與“事務官”相分離的制度，而是按照《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》的規(guī)定，將國家公務員級別分為十五級，從最低的辦事員到國務院總理。白智立表示，中國公務員可以從最基層的辦事員逐級晉升，直到進入國家核心領導層，使得中國公務員常有“官本位”的思想，同時淡化了選舉的作用。

在西方，公務員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，受雇于政府，是政府雇員。白智立表示，西方國家圍繞公務員的勞動權爭論很多，一些國家允許公務員擁有組成工會的權利，跟政府集體談判勞動條件的權利以及罷工的權利，相比而言，中國則明確規(guī)定，公務員不能罷工，對于公務員能否成立工會也未做出明確規(guī)定。

退出機制不暢催生眾多“幽靈公務員”

公務員能否被辭退？一旦通過考試錄取，是否就真的端上了“金飯碗”？對此，2005年出臺的公務員法給出了明確答案。

公務員法第八十三條規(guī)定，公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辭退，具體包括：連續(xù)兩年年度考核不稱職、不勝任現(xiàn)職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等。

白智立表示，近年來確實聽到一些公務員被辭退的消息，但其中仍然存在某些問題，一些犯有較嚴重錯誤應當嚴厲懲處、給予撤職或開除處理的公務員，在一些“人情”、“關系”的考量中，為了讓這些人日后還能找到工作，有機會“改過自新”，事實上一部分是按照辭退處理的。公務員制度建立20年后，下一步應當在如何切實落實公務員制度上多下功夫。

林燕玲表示，公務員退出機制落實不暢，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國數(shù)量眾多的“幽靈公務員”。在公務員編制總量控制的情況下，退出機制落實不暢使得很多機關單位難以補充新鮮血液，目前很多地方采取了從下級機關借調和參公的方式（指對政府委托或授權具有行政執(zhí)法能力的單位和不屬公務員系列的人員，參照公務員法進行管理）。參公人員，嚴格意義上講不是公務員，但在錄用、晉升、考核、離退等方面按照公務員法進行管理。

“一方面是非常優(yōu)秀的人才，另一方面是機關迫切的用人需求，但沒有空缺的公務員編制，不得已要繞很多彎路。”林燕玲說，參公與借調的人員數(shù)量已經越來越多，從而滋生出不少新問題，“例如下級機關付工資、上級機關用人的借調制度，已在很多層面引起各方不滿和關注”。

毛壽龍說，微觀上，公務員存在擴張的動力；宏觀上，國家又實行嚴格的公務員編制控制，“就像是天天吃飯的人在外邊穿著緊身衣，實際上并不會有太大的作用”，在毛壽龍看來，未來公務員制度應當加強微觀管理，落實公務員退出機制，實現(xiàn)微循環(huán)，提高公務員管理水平。

“消除特權是公務員改革的關鍵”

“工作高壓、工資低”是目前公務員圈子的普遍抱怨，而“福利分房”、“灰色收入”則是社會對他們的普遍質疑。

竹立家表示，公務員薪酬標準應當和社會相同職務人員的工資基本持平，這也是國際通用的標準。國外政務官的薪資水平與社會上相當職級的人士相比要低很多，如美國總統(tǒng)的薪資就比微軟公司老總的薪資低很多；而事務官的薪酬則需按照社會上相當人員的平均值發(fā)放，這些“公共機構”工作人員，都通過相關的“公務員法”來管理，工資發(fā)放統(tǒng)一由國家財政按照一定的規(guī)則支出。

具體到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，竹立家表示，一個關鍵前提是要杜絕“隱形收入”和“灰色收入”，搞一個“陽光工資法案”，公務員的崗位工資、職級工資、津貼標準、福利等都要公開透明，便于立法機構和公眾輿論進行監(jiān)督。目前，一些機構和部門，拿著“房補”繼續(xù)搞福利分房、拿著“車補”繼續(xù)使用公車、拿著“飯補”繼續(xù)“白吃飯”，僅“變相福利分房”一項，在房價高企的今天，就是普通工薪族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工資總和。

“消除特權是公務員改革的關鍵”，毛壽龍同樣認為，未來應當保障公務員的權利，同時限制領導崗位權力，杜絕“灰色收入”，盡可能讓公務員隊伍扁平化，讓更多的公務員落實在基層，享受較好的發(fā)展和待遇。目前中國高職級的公務員越來越多，這些公務員有些在退休后依然享受領導待遇，是造成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高的原因。

中國公務員制度大事記

1989年

人事部在6個國家部門和兩個地區(qū)（深圳、哈爾濱）實行公務員考試錄用試點。

1993年

國務院頒布《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》，建立和推行公務員制度。

1994年

人事部下發(fā)《國家公務員錄用暫行規(guī)定》，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正式建立。同年8月，人事部組織了中國首屆公務員考試。

2000年

國考首次加入申論，考生根據(jù)指定的材料進行分析，提出見解，并加以論證。

2003年

國考報名人數(shù)首次突破10萬，達到12.5萬人。

2005年

公務員法正式出臺，“凡進必考”等一系列制度通過法律形式予以確立。

2009年

國考報名人數(shù)首次突破百萬。

2013年

國考報名人數(shù)突破150萬，“國家統(tǒng)計局重慶調查總隊合川調查隊業(yè)務科室科員”以9470：1的競爭比例，成為國考最熱職位，被稱為“萬里挑一”。

（原標題：專家談中國公務員制度改革：消除特權是關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