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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三四月間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向社會公開了草案一審稿，通過各種渠道創(chuàng)紀錄地收到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，多達19萬余條，前后兩種意見均有充分表達。這一爭議性話題更一度引起學界和輿論的激烈辯論。

　　12月24日勞動合同法草案二審稿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，記者注意到一個顯著的變化：立法宗旨由原來的“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，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(wěn)定”，變?yōu)?ldquo;構建和發(fā)展和諧穩(wěn)定的勞動關系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”。前后語序之變，顯示出立法機關對平等保護勞資雙方權益有所強化。

　　“這實際上是一個指導思想性的修改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和諧穩(wěn)定了，雙方的合法權益必然就受到了保護。”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一位負責人解釋說。

　　26日下午的分組審議中，“構建和發(fā)展和諧穩(wěn)定的勞動關系，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”這一立法宗旨獲得多數常委委員的認同，但具體如何平衡勞資雙方的權益，再次引發(fā)常委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們的熱烈討論。

　　企業(yè)利益受損也會傷及勞動者的利益

　　列席會議的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述祖認為，構建和發(fā)展和諧穩(wěn)定的勞動關系涉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，因此立法宗旨應該是既要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，也要保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。

　　此前參加過天津市工商聯(lián)組織的一次座談會的莊公惠委員也持同樣觀點。他認為，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相比的確處于強勢地位，保護弱勢群體也很重要，但法律應當是公正、公平的，不應當在立法上反映出偏向某一方的規(guī)定。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應該通過執(zhí)法部門依法加強監(jiān)管來實現，而不是通過立法上的傾向性。

　　一些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認為，草案中一些具體條款過于強調用人單位的責任和義務，卻忽略了勞動者的義務。這會驅使個別不夠誠信的勞動者鉆法律的空子，損害用人單位的利益，進而增加用人單位的勞動成本。

　　比如，草案第27條列舉了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的3種情況，其中兩種情況都是針對用人單位。莊公惠委員認為，如果“勞動者在應聘時隱瞞了重要事實”，簽訂的勞動合同也應該無效。他舉例說，一家小型化工企業(yè)招聘三班倒的化工工人，所以不能用孕婦。但有的婦女來應聘，隱瞞其已經懷孕的情況，應聘上崗后不久就提出已經懷孕不能倒班上崗。但根據草案的有關規(guī)定，遭受了損失的這家小企業(yè)還不能解除勞動合同。

　　事實上，盡管多數情況下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，但有些時候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也會“反客為主”。有委員和代表指出，在一些企業(yè)尤其是高科技企業(yè)，掌握技術或者公司機密的員工有時候就處于強勢地位。這些員工為獲得更高的待遇會選擇投向競爭對手公司，但草案對應該如何限制這些員工的行為規(guī)定并不充分。

　　草案規(guī)定競業(yè)限制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，包括王濤在內的多位委員均認為這一限制仍然不夠嚴厲。還有一些委員和代表認為，草案中一些規(guī)定不夠合理，明顯增加了用人單位的勞動成本。

　　根據草案，勞動合同期滿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的，勞動合同終止。這時除用人單位不降低現有勞動合同約定條件，勞動者不愿意續(xù)簽勞動合同的情況外，用人單位應該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。

　　多位委員和代表均對上述規(guī)定提出質疑。“有的用人單位就擔心了，既然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到期終止，只是因條件變化用人單位不愿續(xù)簽，為什么還要給他經濟補償呢？”莊公惠委員說。

　　為防止用人單位隨意進行經濟性裁員，草案作出了嚴格限制。包括要求用人單位裁員時，應當優(yōu)先留用在本單位工作時間較長的勞動者；家庭無其他就業(yè)人員，有需要撫養(yǎng)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勞動者等。

　　此前，即有輿論擔心大幅上升的勞動成本會促使企業(yè)壓縮用人計劃。香港商報副社長馬力代表認為，在勞動者與雇主之間，法律可以傾向于保護弱者，但也要注意到用人單位的承受能力，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否則最后也會傷及勞動者的利益。

　　守法企業(yè)用工成本并不會提高

　　針對草案提高了勞動保護的標準、勢必增加企業(yè)勞動用工成本的觀點，一些委員和代表持不同看法。

　　致力于勞動關系研究的鄭功成委員表示，勞動合同法立法的最終目的是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，把勞資之間的對抗盡可能通過法律規(guī)范使其走向妥協(xié)與合作，最后求得雙贏。他認為，草案維護的都是勞動者的正當權益，并未偏袒勞動者，也沒有賦予勞動者特殊的權益，基本體現了平等保護的原則。

　　分組審議中，一些委員和代表則針對具體條款，建議進一步強化用人單位的義務和責任，以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。

　　“我們曾仔細做過測算，按照現在這樣一個方案，不守法的企業(yè)受到的監(jiān)管會更嚴格一些，但守法企業(yè)的用工成本并不會提高。”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委員說。

　　在法工委組織的調研中，她注意到，勞動合同簽約率特別低，有些行業(yè)比如建筑業(yè)的這一比例甚至只有20％~30％。“很多勞動者說，每到下半年心里就忐忑不安，不知明年還有沒有工作。這對社會是一個不和諧因素。”處于強勢地位的用人單位拒絕簽署勞動合同，令很多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勞動者無處申告。

　　“之所以會出現為了幾百元錢的工資就拔刀殺人的情況，正是因為正常的渠道走不通。”信春鷹委員注意到，本應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工會在維權上遭遇挑戰(zhàn)。在有些私企中，老板甚至讓自己的親屬當工會主席。出于招商引資、發(fā)展地方經濟和政績等利益驅動，地方政府在利益上與企業(yè)站到一起，也無法對企業(yè)的行為做到依法監(jiān)管。

　　她認為，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、勞資狀況惡劣等現實狀況，決定了仍有必要在勞動合同法中，以國家意志的形式體現對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。

　　通過加強監(jiān)管提高那些不守法企業(yè)的勞動用工成本，讓過低的工資水平回復到一個合理的水平，在信春鷹委員看來有助于推動產業(yè)升級。“我們發(fā)展了30年的模式要慢慢地轉變，這部法律應該在這方面做一點事情。”她說。